1982年初春的傍晚，位于木樨地22号楼十二层的阳台上，凉风夹带着泥土的芳香，陈永贵蹲在一株高达腰间的玉米旁，陷入沉思。夕阳的余晖为绿叶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边缘，他轻轻抚摸着叶尖，似乎又回到了往日在大寨的时光。尽管身处京城的高楼大厦，他却感到寸步难移，心中仍然惦念着那份在田间劳作的踏实感。警卫员在屋内催他喝粥，他回应了一声，仍恋恋不舍地抚摸着玉米杆，心中感叹：“这些可比不上咱自家地里的热闹。”自家土地的情结源于1945年家乡解放，那时的大寨只有“四百亩薄田”“七沟八梁一面坡”，即使丰收年也不过一百多斤粮食。年轻的陈永贵像头驴子一样拼命干活，村民私下里戏称他“半头驴”。随着合作化浪潮的来袭，他因肯吃苦、善于出主意而被推选为村支书。在他坚定的领导下，经过十年努力，沟渠改造和梯田修建，使得原本的“三跑田”变成了“海绵田”，亩产量提升至五百斤。省报将他赞誉为“党支部书记的模范”，而他心中最美妙的仍是镢头入土时所散发出的泥土芬芳。
1963年，连续七天七夜的暴雨使新修的田埂遭到严重破坏，农作物几近绝收。县里准备向他们发放救济时，他坚决拒绝：“只要人活着，救济我们不要，明年自己再种回来！”从此，“三不要三不少”的精神在大寨大放异彩。次年，大寨不仅实现自给自足，还上交了二十多万斤的公粮。省里的人感慨，陈永贵的韧劲仿佛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一样。
他的成就引起了北京的关注。1975年，他被调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初到交道口小院，他仍然身穿洗得发白的粗布衣，口袋里别着算盘。有人劝他换身体面点的西装，他则腼腆一笑：“当干部也得像个庄稼人，不能忘了根。”可一年来政局风云突变，随着“四人帮”的垮台，他在院中踱步至深夜。就在电话响起，通知他去西山开会时，他掐灭香烟，迅速指示警卫备车：“我们得跟上节奏。”会议结束时，政治局的同志们走出大厅，他与纪登奎、陈锡联肩并肩，步伐轻快如脱缰的野马。然而，欢愉并未维持太久。1978年，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被逐渐淡忘，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也告一段落。各种负面声音与自我批评接踵而至，甚至有人提议罢免他的代表资格。他得知这些提议时，捏着烟头心中自嘲：“老虎能躲避，但人总是难以防范。”于是，他跑去找邓小平说明情况。邓小平拍了拍扶手，宽慰他说：“你不是‘四人帮’的人，中央是明白的。”这句骄傲的话让他卸下了心头的重担，但陈永贵依旧固执，决定搬离交道口：“不在其位，不居其屋”，于是搬至木樨地高楼，自家做饭。他拒绝了国办送来的炊事员，表示只需多发五十块保姆费。邻居们主动给他让座，他腼腆地挥手，表示：“没事，咱也是吃粮当兵的普通人。”
到了1985年夏季，他的健康亮起了红灯，体检报告显示他已是癌症晚期。8月12日，陈永贵住进了北京医院。他曾经的战友纷纷前来看望。华国锋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这里的伙食便宜，一天仅需两块，比外面划算多了。”病床旁，他随着氧气管微笑，但话却不多。几天后，邓小平派人带来信件：“陈老，照顾好自己，中央认同你过去的贡献，你是一位抗击困难的硬汉。”这番话令他感动，紧握被角，泪水涌现但很快又忍住，轻声回应：“知道了，心里踏实。”然而，病情并未好转。在输液的间隙，他低声叮嘱前来探望的村支书：“我走后，请为我选一处面朝梯田的地方，四十块地足够吧？”旁边的儿子急得直跺脚：“爸，这事留给我去管！”他摆手苦笑：“错了，嘴快了。”在场的人无不感慨，哽咽不已。
1986年3月26日凌晨，春寒依旧，陈永贵静静地在北京医院里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。下午，一小撮黄土被葬入他的骨灰盒中。数日后，骨灰被送回故乡虎头山，山风轻拂过松梢，像是在呼唤。大寨的乡亲们自发排队，敲响了当年为了修坝而敲打的铜锣，声音铿锵有力。有人注意到山坡上的老柳树随风摇曳，仿佛在致敬：犁铧已归田，种子早已撒下，老支书的理想和心愿将由新生的庄稼延续。
